印度经济清零式崩盘:“莫迪经济学”玩不下去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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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资讯|印度经济清零式崩盘:“莫迪经济学”玩不下去了

印度经济清零式崩盘:“莫迪经济学”玩不下去了

▲图片来源:新京报网

文 | 关不羽

疫情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,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不能幸免。然而,各国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出炉后,人们发现“环球同此凉热”的方向一致,但“凉”的程度却大大不同。比如备受瞩目的“龙象之争”主角——中国和印度,4月经济指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。

印度经济的“清零式崩盘”

5月7日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(服务业PMI)录得44.4,较3月回升1.4个百分点。此前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回落0.7个百分点至49.4,再回收缩区间。4月财新中国综合PMI录得47.6,回升0.9个百分点。

低于PMI荣枯线50的指数,显示中国经济仍处于收缩区。疫情的影响尚未结束,疲软的数据并不出乎意料。而印度“清零式崩盘”则让人大跌眼镜。

著名金融数据公司IHS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,印度4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(PMI)跌至5.4,为史上首次出现个位数,同时创出世界最低纪录。前值则为49.3,下跌幅度达到了88.4%,也是创纪录的跌幅。

受服务业PMI拖累,印度4月综合PMI从3月的50.6降至7.2。由此推算,印度4月GDP年化萎缩15%。

▲图片来源:pexels

如果说“中国龙”正在疫情阴影之下徘徊起伏,那么“印度象”直接掉进了深坑,其经济表现已经远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。即使以疫情高峰期间严格限制出行的防控政策解释,也很难说得通。

4月份欧元区国家也处于疫情高峰期,多国执行了程度不同的居家隔离政策,但欧元区4月服务业PMI初值报11.7、综合PMI初值13.5,跌幅均在50%左右,比起印度的“大出血”要正常得多。印度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?

“莫迪经济学”的数字游戏

问题首先可能出现在“数据注水”。印度经济此前的数据可能被人为拔高了。莫迪政府执政的2013年至2018年期间,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年均达到了7%以上,这一成就被归功于“莫迪经济学”的成绩。

然而,外界似乎忽略了2015年莫迪政府对GDP核算方式的“修订”,人为制造了“纸面上的繁荣”。

印度这次修订可谓大刀阔斧、魄力惊人:制造业月度指数强行绑定于同类商品,比如印度生产了一辆印度国产车,强行与市场上的奥迪车等价。

金融领域,原先统计方式是计算银行和保险两个行业的数据,修订后增加了已经进入股票交易和券商的资金数据。

消费方面,印度的金银饰品消费旺盛,这原本算作消费部分的数据,按照新的统计方式还把买入的金银部分算作储蓄,实现了“一菜两吃”。总之,各种数字游戏的“做大做强”为印度经济化了个浓妆。

这套新统计核算方法出台后,从2012年的数据开始“修订”,印度的经济数据成功“化妆”。莫迪政府是2013年5月正式执政的,从上一年度开始修正的用意昭然若揭。

尽管IHSMarkit是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数据公司,没有义务配合印度政府的数据游戏,但是PMI指数的数据来源也很难完全绕开印度官方数据,历史数据含有“水分”在所难免。

直到疫情暴发后,印度经济停摆,虚高部分放大了落差,数据泡沫的真相浮出了水面。

把难题留到最后的印度经济结构

除了数据泡沫,印度经济结构也存在先天的缺陷。中印两国同属新兴经济国家,都拥有庞大的人口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。

但是,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,中印两国点开了不同的“科技树”分支:中国选择了制造业发展的路径,而印度选择了服务业作为“第一桶金”。

印度的选择符合本国国情。印度完整保留了殖民时代的遗产,其中就包括成熟的英式金融体系,服务业的起点较高。

早在1980年,印度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就占据了GDP的40.32%,而中国在2000年,服务业才达到GDP的39.79%。

在服务业的发展起点上,印度比中国领先了一个世代。

大英帝国的另一遗产——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,也让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具备更好的劳动力基础。

▲图片来源:pexels

在中国接受制造业转移的同时,印度成了欧美企业服务业外包的天堂。欧美人士很快就熟悉了来自孟买的、印度口音浓重的售后服务电话。

良好的英语基础还让印度的软件产业获得了先发优势。印度科学学院所在的“科学城”班加罗尔早在本世纪初就成了全球软件外包业的中心,华丽转型为“印度硅谷”。

服务业的发展优势在于投入小、见效快,印度外向型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曾经让中国也羡慕不已。

二十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中印两国的经济表现还难分伯仲,但印度的发展模式看上去更为轻松。

中国制造业发展在经历大量人口转移、“血汗工厂”和沉重环境代价的痛苦阶段时,印度新兴白领阶层已经开始了写字楼生涯。绕开二产,发展外向型三产,印度似乎走了一条发展的捷径。

但是,外向型服务业的短板也逐步体现。制造业发展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,既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、迅猛的城市化进程,也促进了内生市场的发育。

而外包型服务则是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对外服务的产能对印度本土经济的拉动非常有限。印度经济在疫情之前已经出现了瓶颈,看似领先的服务业也进入了“只开花不结果”的怪圈。

最为典型的是电商产业。中国的电商产业已经在体量上超越美国,成为世界第一,服务于9亿网民。

但印度的电商产业还只能覆盖三大都市,只占印度总人口的8%。印度强大的金融体系无法解决支付问题,强大的软件产业不能补上网络普及率的短板。

落后的基建条件、糟糕的物流系统,金融精英和IT高手们面对国内市场只能感慨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

外向型服务业的“超前发展”等于把最难解的题留到了最后。

印度经济在4月份的“清零式崩盘”,不是因为印度封城了,而是因为欧美封城了。

失去外部需求的印度经济直接“卸妆”,露出了“贫血”的本色——这不过是一个人均GDP 21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,印度国内市场虚弱、基础建设水平低下的短板暴露无遗。

结语

当然,特殊时期、极端条件之下的经济表现并不能作为“龙象之争”的最终判断依据。

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不是零和博弈,“邻居家的不幸”不值得庆贺。

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、灵活的国际关系定位以及50%人口处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结构,都会让她的灾后复苏更为顺畅。

经历了这次疫情,誓言打造“印度制造”的莫迪政府肯定会加速工业化进程,提高制造业水平。补课第二产业将会是印度未来经济政策的重心。

对中国而言,印度的“疫情经济”也很有启发。服务业发展固然重要,但没有工业化、没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,一切都是空谈。看似时髦的“去工业化”、拔苗助长的产业升级,绝不可取。

□关不羽(专栏作家 经济学者)

编辑:李碧莹 校对:危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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